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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半，第一个到公司的人推开玻璃门，指尖沾着热豆浆的雾气，按开样品墙最顶排的感应灯。玻璃面的灰尘在暖光里浮起细碎的尘粒，露出那些攒了五六年的设计样稿，有的边角卷了，是客户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。
上午的对稿区，客户坐在浅灰色的沙发上，指尖敲着面前的比色卡：上次你给我改的那个蓝，在货架上比别家的显眼多了。对面的设计师凑过来，指尖点过比色卡上的一个色号：我们盯打样时，在铜版纸和哑膜上各打了三次样，就怕偏色。
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个人的工位抽屉里都塞着皱巴巴的工艺笔记，记着不同材质的压纹深浅、色值偏差、字体在不同尺寸下的辨识度。没人喊什么虚头巴脑的名号，只是把手上的活当自己家的事磨。
午后的打样车间，师傅正蹲在机器旁调压力，我攥着比色卡蹲过去，指着眼角的纹路：这个压纹要再浅两丝，不然装袋的时候会勾破包装。师傅应着，把压力值往小拧了两格，又拿分光仪测了一遍色值，说这次准了。
设计定稿后，制作环节走代采，货到付款，不用客户先垫付一分钱——这是我们从很多小客户那攒出来的规矩，怕他们刚起步，周转不开。
傍晚六点多，客户拎着刚到的样品包过来，接过我们打包好的成品，说上周在本地的市集上，有三拨人问他包装上的产品信息，比之前多了两倍。设计师递给他一个U盘：源文件都在里面，以后改个颜色调个尺寸，随时找我们。
到现在，我们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，从街边的夫妻店，到做了十几年的老品牌，不管客户大小，从对稿到打样再到成品，每一步都有人盯。
夜里九点锁门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样品墙，只剩最后一盏灯亮着，把那些旧样稿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把钥匙揣进羽绒服口袋，路过楼下的便利店，顺手买了明天的豆浆，然后把门口的分类垃圾扔进桶里，推上门的那一刻，听见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