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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打样，现在还压在惠州工作室前台的玻璃底下。纸边已经泛黄，油墨的香味淡得只剩一点旧墨的质感——那是我们接的第一份品牌设计的成品，当时就三个人，挤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间里，连像样的激光打印机都没有，只能靠那个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喷墨机，反复打样，直到墨汁晕得刚好。
那时候接第一单，是个卖山货的本地商户，老板穿着洗得发白的解放鞋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手写木牌找上门，木牌上的字歪歪扭扭，说“想要个能让客人一眼记住的牌子，像我们家的笋干一样，扎实”。我们蹲在地上画草图，从毛笔字到宋体，从圆角到方角，改到第三稿的时候，老板突然拍着大腿说“就按这个来，扎实”，可我们还是熬到凌晨三点，把字的间距拉了又拉，才敢把那张印着笋尖的打样递出去，老板接过的时候，手指都在抖。
后来慢慢攒下手艺，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大多是熬到过凌晨的手艺人——不是为了赶进度，是总觉得某个笔画的粗细、某个色块的深浅，差一点就不对味。有一次为了某个客户的品牌标识，改了十二次，从早上九点到第二天凌晨，设计师的咖啡杯换了三茬，从美式到拿铁，最后敲定的那个圆角，是按惠州老城区骑楼的檐角弧度调的，说“看着就有根，像扎根在这儿的样子”。
设计定稿后的落地环节，我们从不自己动手做物料，统一走合作代采，所有物料货到才付全款——就怕赶工出来的货，粗制滥造砸了设计的牌子，也怕我们的工艺配不上设计师抠出来的那点细节，毕竟品牌设计的最后一步，是把脑子里的东西，变成客人能摸到的质感。
到今天，累计服务过的客户已经超过七千，很多老客户做了一次就回头，还把身边开餐馆、开民宿的朋友介绍过来，我们总说，这份信任比接多少单都重，就像当年那个卖笋干的老板，隔几年就会来店里坐一坐，带点新晒的笋干。
现在的工作室比以前大了，有落地的玻璃窗，窗边摆着几盆惠州本地的簕杜鹃，开得红红火火，设计师们的工位上，还堆着一沓沓没改完的草图，有的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小图案，有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，都是他们熬到深夜的痕迹。
上周有个新接的项目，是个做茶的品牌，改到凌晨一点，我路过靠窗边的那个工位，看见设计师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着，像是在给一个老朋友调整表情——屏幕的光落在他的脸上，头发有点乱，手边的咖啡已经凉了，我没打扰他，悄悄带上门走了。其实我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一直守着手里的那点活，还在好好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