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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张包装设计打样，我至今还留着。糙得掉渣的硫酸纸，边角被反复摩挲出毛边，针管笔描的线迹里，藏着红圆珠笔改了又改的批注——是当年第一单的“答卷”，那时候我们挤在石嘴山10平米的小房间里，一台旧喷墨打印机，三个半大的年轻人，连电脑绘图都还摸不熟，全靠手描线、试折痕。
那时候跑客户全靠腿，有次接了本地一家小食品厂的单，为了让包装上的字在印厂出片时不糊，我抱着样稿在印厂蹲了三天，对着每一个字的笔锋描了不下二十遍，连字的间距都用尺子卡到毫米，客户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“就信你这股轴劲儿”，那时候我们连“工作室”的牌子都挂不起，只敢在门背后贴张手写的纸。
后来慢慢有了电脑，可抠细节的轴劲儿没丢。有次给本地的农产品做包装，为了让麦秆的纹理在印刷时自然不生硬，我找了郊区的农户拍了上百张麦秆照片，对着自然光下的麦秆反复比对，最后选了最接近原生质感的那一张，定稿后走代采，货到付款，生怕中间环节出岔子，那时候我们还只有不到十个人，却把每个能抠的细节都抠到了底。
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累计服务了七千多家客户，不管是本地的小作坊还是外地的合作方，大小标准从来没变——包装是产品的脸，脸花了，东西再实在也没人愿意多瞧。
凌晨两点，工作室的灯还亮着，靠窗的工位上，一个设计师正对着电脑调包装的封边色值，半杯凉掉的茶放在鼠标旁，墙上贴着2003年那张打样的复印件，旁边用马克笔写着“别放过任何一个小地方”。我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就是把每一份包装设计的小细节，都当成要用心守的事，还在好好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