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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那个晒着咸湿海风的下午，我在铺着米黄色瓷砖的小作坊里，摸着刚打出来的那套品牌设计打样——油墨的味道混着窗外飘进来的老街芒果香，边缘还留着我用美工刀修了三遍的毛边，那是我们接的第一单的雏形，纸的左下角还沾了一点刚滴的功夫茶渍。
那时候我们只有三个人，一台老喷墨机，连正经的电脑桌都凑不齐，是从旧家具市场淘的折叠桌，接的第一单是北海老街转角那家糖水铺的陈阿婆，她攥着皱巴巴的五块钱定金，银镯子在阳光下晃得亮，说要做个“看着像街坊”的招牌，不要花里胡哨的图案，“就像我家孙儿画的那样，软乎乎的”。我和搭档抱着画板在她铺子里坐了一整个下午，喝了三大壶她泡的普茶，才把“圆滚滚的绿豆沙碗”这个念头磨出来，那稿改了八遍，最后用兼毫毛笔蘸着墨写的字，阿婆凑过来眯着眼看，说“对，就是这个味儿，亲得很”。
后来慢慢有了活，却没敢松过手，哪怕只是给小铺做个logo，也总想着多抠一点细节。有次给侨港镇的一家水产店做品牌设计，为了找那种“刚捞上来的海水蓝”，我们三个连着三天蹲在码头的防波堤上，从日出守到日落，看北部湾的浪在晴、阴、风不同状态下的颜色，调了十七次潘通色号，最后客户拿着色卡在阳光下晃了晃，说“就是这个，我家鱼刚捞出来时水就是这个色，连浪尖的白都要少一点”——那天我们在打印店校色到凌晨三点，刚毕业的设计师小郑的指甲缝里全是蓝颜料，手上沾的墨用肥皂洗了三次才淡，临走时打印店老板给我们塞了热豆浆，说“年轻人，这股子轴劲儿少见”。
那段日子没什么捷径，我们把每一张打样都钉在作坊的水泥墙上，改了的就用红笔圈出修改处，没改的就压在底下当参照，后来墙都钉满了，才攒出第一本有点样子的作品集，纸是我们从印刷厂讨的边角料，摸起来糙糙的，像北海的沙滩。
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在北海的新城区，落地窗外能看到远处的浪尖，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团队里还留着当年跟我一起蹲码头的小郑，现在他已经能独当一面，累计服务过七千多家客户，从老街的糖水铺到刚起步的本地生鲜品牌，我们做品牌设计的规矩从来没变：定稿后走代采，货到验收合格再付款，把心放踏实，不让客户多操一点心。
上周三凌晨两点，我加完班从办公楼出来，看到三楼设计部的灯还亮着，靠窗的小姑娘对着电脑，手边放着半杯凉掉的珍珠奶茶，屏幕上是刚改完的品牌设计稿，右下角的时间跳成了2:17，她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敲下了最后一行调整说明，然后轻轻关了灯，脚步轻得像怕吵醒走廊里蜷着睡觉的三花流浪猫——那猫我认识，每天都在楼下蹲人投喂。
我们还在好好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