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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晨六点五十分，公司的卷帘门刚推到半高，换了洗得发白的藏青工服的人先钻进来，伸手按了走廊最尽头那排样品墙的灯。指尖蹭过开关边缘的旧磨痕——那是这盏灯被按了快十年磨出来的，之前的设计师说，每次开这盏灯，都像翻开一本没写完的画册。没开头顶的大灯，只开了样品墙下方的暖黄壁灯，怕强光晃到那些贴了手写标签的样册边角，每本的侧边都用铅笔标了对应的年份和客户类型。
上午九点的对稿室，长桌对面坐的是刚从惠州园区赶过来的客户，手里攥着半杯还冒热气的豆浆——是楼下那家开了五年的早餐店买的，每次来都带一杯，说怕我们改稿改得口干。我们的设计师推过来三张改了版式的样稿，客户指尖点着其中一页的留白问：‘会不会太散？’设计师指尖碰了碰样稿边缘的压痕：‘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版留白的比例都卡过三次，你看这页的字距，是按你之前提的“不挤不松”调的，刚才路过的实习生还说，这版看着像能摸得到的踏实。’
午后两点的打样间，空调开得比其他房间低两度，是给色卡留的专属温度。打样师傅把刚印出来的样册铺在台面上，伸手从铁盒里翻出第三张比色卡，和客户带来的原厂色卡对齐，指尖在两者边缘比了比，又凑到灯光下眯眼瞅：‘差了0.2个色值，得调墨。’我们的人没说话，蹲在旁边的小凳子上，把每一页的页码和对应的色值抄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，笔帽已经磨掉了漆——那本小本子里还夹着前几天客户塞的本地荔枝核，已经晒得干巴巴的。
傍晚六点半，玻璃门被推开，是上周定好来取成品的客户，手里拎着个印着本地商圈logo的帆布袋。我们的人把打包好的画册递过去——打包用的是惠州本地的牛皮纸，摸起来有韧劲儿，不会轻易皱，客户翻了翻，指尖碰了碰封面的烫金：‘你们这代采的制作，真的是定稿后才走款？’我们的人点头，又递过去一张打印好的签收单：‘对，我们累计服务七千多家客户，其中也包括不少国内的大型企业，不管是那种还是本地的成长型客户，都是一样的标准，定稿后制作走代采，货到才付款。’客户笑了，把帆布袋往肩上一搭：‘下次做新的，还找你们。’
惠州的风从走廊的窗户吹进来，带着江边的潮气，吹得样品墙的边角轻轻晃了晃，像在点头。我们的人把随身带的小本子放进抽屉，抽屉里还放着之前设计会时用的便签纸，上面记着客户没说出口的小要求——比如某一页的插图要比样稿多留一毫米的出血位，怕装订时裁掉细节。那些便签纸已经攒了厚厚的一摞，每一张都带着当时的温度。
夜里十点十分，公司只剩走廊的应急灯亮着，换工服的人把样品墙的灯关掉，最后摸了摸最上层那本封皮有点卷边的样册——那是刚入行时做的第一本画册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，却还留着当时客户写的‘靠谱’两个字。才把办公室的门锁上，卷帘门慢慢落下来，发出轻轻的吱呀声，像在和那些没走的样册道别，也像在和这一天的细碎实在道别。